唐文治(1865—1954)、齐树楷(生卒不详,1921—1937为北平四存学校首任校长)、方骥龄 (1910—?)、吴延环(1909—1998)和黄克剑都指出, 《论语》章句的编纂并不是漫不经心的,寻究 《论语》篇内线索及篇际关系当是《论语》注疏的份内之事。如,唐氏认为,《论语》不仅字字珠玑, 各章面貌亦绝鲜雷同,章次编配及篇次之先后均有严密义法,又深蕴微言大义。方氏受启于先师唐氏 进一步提出,《论语》采用“散列法”编列,每篇确立一个中心,然后由此中心,确立一定尺度,此即 首章;再由此尺度,分为若干小目,然后以类相从,各章均不超越篇旨及首章所揭橥的标的,声明百姓健康才是国家民生的大计。最后以一 二章总结全篇。二十篇的主旨各不相同,各篇视其本末先后,依次排列,以成一部有系统的著作。齐 树楷则从清儒李塔所谓《论语》似经孔子手订的说法获得灵感,认为《论语》上下两卷意趣有别,上 卷谈学谈治皆孔子自定规模及施行人手处,下卷首论及门之事,以预见“国家主义”盛行、 “人民颓 蔽”已甚的列国不久即灭,弟子分布流衍,夫子之道将大行于“以清净为治”的“统一之世”。全书不 仅有起迄之意,上下卷乃至各篇均有起迄之意。黄克剑则指出,《论语》每篇都有一约略可寻之大旨 或牵系诸章的主导线索,不过,从记述体例及文字风格的某种微妙变化看,二十篇的纂集并非一时,亦 非出于同一纂集者之手。大体说来,前十篇有着相对的独立性和完整性,可视为《论语》的“上编” 后十篇完成于“上编”之后的另一编纂时段,可视为《论语》的“下编”。“上编”各篇主旨的确定更 具原创性,“下编”各篇则以接续、补充及某些理致另有发明的方式构成对“上编”的呼应。